近些年来，国内的出版界掀起了一股口述史的出版热潮。不少颇具社会影响力的出版社跻身其中，如人民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报纸和期刊也不甘示弱，纷纷开辟了相应的口述史栏目；电视台更是迎潮而上，如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都有自己的口述史节目。这一现象的形成，一方面是基于中国的口述史有着悠久的传统，与二十多年前由海外传入的现代口述史的理念和方法相交流、接轨，在社会巨大变革和环境相对宽松的背景下，由亲历者叙述的各种形式的历史应运而起，正在走向繁盛。这些口述史读物的内容、领域覆盖之广尤为惊人，从政要人物、史学家、人文学者、科技专家、艺术家、媒体人到普通民众都积极参与其中。大量的口述作品相继推出，并形成了诸多的新特点和新现象，值得出版企业的关注。 

　　特点1 从政要访谈走向学界名家撰述 

　　最近30多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经历了一个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期。各种新技术、新思想、新理念不断冲击着时代，许多人物、事物转瞬即逝。传统的史学记载甚至“猝不及防”，无法记载许多微小的领域，而口述史则可以补充这些记忆缺憾。另一方面则是西方的口述史理论开始涌入中国，在理论层面为当前的口述史提供了不少指导意见。欧美的口述史学者不仅将口述历史视为非传统资料的一种来源，而是利用口述历史方法来描述与赋权于那些没有文字记录的和在历史上被剥夺权力的人群，进而超越了传统政界领袖等访谈模式的口述史形式。这种“自下而上看历史”的底层史观对社会学研究同样深远。 

　　正是在上述大环境的综合作用下，国内口述史出版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口述的形式内容正从早期的政要访谈走向各界名家的撰述。其中，著名华人史学家唐德刚尤值一提，其口述史著作有《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顾维钧回忆录》和《张学良口述史》等，每一著作都在国内推出过多个版本，并在相关细分领域保持畅销。特别是其从事口述访谈到口述资料的整理、撰写等一套的方法，对当下从事口述史实践尤有借鉴意义。唐德刚是身为史家为人撰写口述史，于此同时，国内的许多作家、人文学者、科技专家和艺术家也开始涉足口述自传，并且广受欢迎。在图书市场上，就可以看到梁漱溟、启功、费孝通、季羡林等大家的口述传记。杨绛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干校六记》、《我们仨》等自述是其中的代表，后来该社还推出了经吴学昭笔录的《听杨绛谈往事》，这些书从不同侧面回顾了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知识分子和文化名家的口述史既是自身心灵史的总结，也往往折射了中国百年的变迁。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周有光百岁口述》为例，该书作为语言学者周有光的百岁口述，上篇从常州青果巷开始，忆及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光华大学，结爱张允和，留学东洋，避战四川，游历欧美，后归国任教，参与起草《汉语拼音方案》，遭下放宁夏，至逐步恢复工作，直到如今著述不息。下篇则从张允和生前留下的字里行间，找到一些对她的夫君百岁追忆的脚注。此外近百幅影像，再现了当年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之“合肥四姊妹”，这一个个家庭的生活和情感，折射中国社会的缩影。又如中信出版社的《水流云在》，该书回顾了话剧表演艺术家、翻译家和政治家英若诚一生中的种种传奇，他讲述了特殊时期的监狱生活，困苦中夹杂着风趣，艰难中保持着乐观。然后开始叙说他的家族，叙述他的童年及所受教育的不平凡经历。最后讲他在戏剧、电影方面的职业生涯和文化外交上的作为。让读者领悟到一位风趣幽默、博学谦和的艺术家的人生智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上学记》则是学者何兆武的口述史，它叙述的尽管只是1920年代~1940年代末不足30年间他学生时期的陈年往事，却蕴含着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整个20世纪历史的反思，对读者重新认识过往、观察现在以及展望未来都有着重要的启迪，而且何兆武并不惮于表露自己的真情实感，不忌讳议论先贤的道德文章，既树立了理性的尊严，又使自己的性情展露无遗。 

　　特点2 普通民众积极参与其中 

　　口述史读物以其视角的大众性，赢得了更大范围的读者群。历史自古即有“正史”与“野史”之分，不识文字者被挤出了历史，而口述史学则给了每个人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密切和现实相联系，由此产生的出版物便多了几分平民色彩。当前的出版市场，有不少口述史读物的口述者并非都是出自上层社会或名人、要人，许多是来自社会各个不同阶层，他们也许是重大历史事件的目击者或是参与者，但更多的时候确是过着普通生活的普通人。近年来，口述史更加深入地走人民间，，学者对特定群体开展有计划的访谈，普通民众、普通家庭、特殊群体回忆往昔，甚至以自费出书形式出版的也越来越多。 

　　口述史出版在近些年的另一特点就是它的“平民化”。越来越多具有“传奇经历”的普通人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些个体的叙述和国家命运相融合，受到读者和出版界的瞩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巨流河》就是其中的代表，该书作者齐邦媛以缜密通透的笔力，从长城外的巨流河写到台湾南端的哑口海，以一个平凡的女子际遇见证了纵贯百年、横跨两岸的大时代的变迁。她的经历正是整个中国20世纪颠沛流离的缩影。另一本较有影响力的著作则是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我是落花生的女儿》，该书作者许燕吉是民国著名学者许地山的女儿，她的叙事更多地从个人经历出发，依据年代累进，层层展开；大人物和小人物对于各自命运顺从或抗拒的方式毕竟有别，但终究都不可避免地湮没于时代的洪流中。相似的选题还有许多，譬如大象出版社学术分社总编辑张前进策划的《流亡：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口述》则是一部关于东北沦陷后知识分子流亡关内的口述史，反映了中国抗战大后方的社会状况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内心苦闷与追求。浙江大学出版社《中国空军抗战记忆》，作者朱力扬是旅美华人，长期爱好收集抗战史料，而且访问了许多抗战时期的飞行员。在书面史料结合亲历者口述的基础上，朱力扬通过教战、备战、开战、奋战、避战、决战、胜战、忆战八个部分，详细叙述了中国空军的抗战史，全面展现了中国空军飞行员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大义。 

　　不过，即便没有上述《巨流河》、《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作者那样的传奇经历，也没有《中国空军抗战记忆》作者那样的家族背景，普通人同样可以写出精彩的平民历史。譬如，商务印书馆的《杭商口述史》，这本书的叙述者包括了杭州复大纸行协理、经理，元泰布庄少掌柜，傅毛记绸厂企业主要负责人，“延寿堂”药店副经理，“春成茶栈”经理等，他们不是风云时代的弄潮儿，也不是广为人知的“大资本家”，而是介于“三小”与资本家之间的工商业者，基本属于被忽视、被失声的小人物群体。然而以小见大，在他们的回忆中亦可折射出杭州地区近现代工商业之社会变迁。再如，浙江人民出版社的《乱时候，穷时候》，这本书是60岁才开始识字、摆脱文盲身份，70岁开始学习写作的老奶奶姜淑梅写就的传奇之作，是一部草根小民、老百姓亲笔书写的乱穷时代的中国史，带有浓烈的乡土气息。又如，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我的老北京：一个平民的私人生活绘本》的作者生于民国北平欢畅大院，每天经过胡同到外面的世界：新鲜胡同、八大人胡同、西苦水井、南钓鱼台和井儿胡同、朝阳门外、东岳庙、斜街口、南小街、朝阳门市场、东四牌楼、隆福寺、弓箭大院……他以自己少时生活所及，从大院到胡同，从庙会到菜场，从地摊到游贩，展示底层市民的千姿百态生活，勾勒消逝的童年。此外还有语文出版社的《雨打芭蕉：一个乡村民办教师的回忆录》，该书记录了退休教师吴国韬16载深山执教经历，是中国20世纪60～80年代特殊时期乡村教育的缩影，展示了武陵山区一位普通民办教师的心路历程。而吴国韬本人也介绍，《雨打芭蕉》只是自己1980年以前的工作经历，他计划创作乡村教育的第二部、第三部，分别为《六角亭边》、《龙凤舞阳》。不难想见，以平民为中心的历史叙述有望成为未来出版企业的开发重点，每个人都可以写出精彩的历史。这样的平民视角的历史观也值得各界同仁的关注和推动。 

　　●链接 

　　口述史出版回顾 

　　回顾上世纪50～60年代。国内史学界已经具有现代意义的口述史调查和访谈。其成果多为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军事将领和党政要人的回忆录。据统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66年，十几年间出版的回忆录约有500种，属革命回忆录性质的居多。后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还汇编了《文史资料》。它汇聚了从全国范围内收集的文献资料和口述史料，从晚清到民国重大的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珍贵资料都有收录。到了1980年代，国内史学界开始在理论与实践上和国际口述史学接轨，由此推动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现代口述史学的形成。与此同时，出现了一股回忆老革命家、叙述他们的革命功绩和曲折遭遇的热潮，涌现了一大批口述历史出版物，其中以《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为代表的一批自叙传记性质的作品影响最大。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先后逢到毛、周、刘、邓、陈等国家领导人的的百年诞辰，回忆他们生平业绩、思想品格的口述史读物形成热点；还有不少老同志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以他们为代表撰写的回忆录助推口述史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类似的口述作品在当前的出版市场也同样受到政治、历史爱好者的追捧。